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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3年初，文物开始南迁，20位位故宫人匆匆告别家人，跟车出发。

没有人料到，他们开启的，将是世界文物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远行。

国宝南下，沿途各火车站一律优先放行。白天封存，晚上押运，通过重要关口时，火车内熄灯。特殊路段，均有武装马队在专列两侧追随守护。

如此这般，所经之地依然有日军、土匪、军阀的埋伏，地方政府与之开火，得以护下文物。

同年，因为派系之争，易培基被冤枉被迫辞职，马衡出任故宫新任院长（马衡是好人。）

1935年，马衡带领专家精选了80箱文物参加英国举报的“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。”

三个月的展期，吸引了42万观众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带着王后一起欣赏这些来自古老东方的文物。

伦敦展览期间，故宫选址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。

1936年底，库房建成，为钢骨水泥结构，共三层四库，还安装了国际上最先进的“紫外线电光警钟”。

不久，出国文物和其余的一万多箱故宫文物都运到了新建好的南京朝天宫，长达4年的国宝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八月十三日，日军轰炸长沙，南京告急，刚刚安全的文物再度陷入危机！

故宫人在炮火中再次开始打包，启动迁移计划，把文物分北、中、南三路迁入西南大后方，也做好了最坏打算。

他们知道，这是比南迁更困难、更漫长的任务。

但所有人都没想到，这一迁，就是十年。

文物走到哪儿，日军炸到哪。

在马衡的指挥下，南路文物最先出发，这批文物包括曾赴伦敦参展的那80箱精品，里面有甲骨文、钟鼎、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、李唐的《万壑松风图》，十分珍贵。

它们被带到长沙，存放于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。

然而还来不及喘气，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。

所幸的是，轰炸前几天，马衡已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。

相比中路，南路的凶险只是小巫见大巫。

到1937年11月底，中路工作人员终于打包好近万只箱子。

但此时日军已经到达南京城边，城内一片混乱。

在南京沦陷的最后时刻，负责人之一杭立武通过各种关系找来了一艘英国轮船。

启程时，英商因为害怕日军轰炸，一度拒绝开船，除非杭立武跟船走。杭立武毅然决定上船跟到汉口，甚至来不及与家人说一声。

许多押船的故宫人也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，因为没时间整理行李，有的拿了一把折扇就出门，还有的搬了自家的一张方桌登船离开。

这批文物离开5天后，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，许多道别成了永别……

1938年5月22日，中路近万箱文物历时5个多月，秘密逆长江而上，抵达重庆。

1939年春天，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“疲劳轰炸”模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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